最高法、证监会联合发布的23条意见，剑指资本市场的“隐形入股”和“违法违规造富”行为，标志着监管层对金融乱象的全面围剿。然而，在这场资本市场的博弈中，券商作为核心中介机构，其角色却备受质疑——从股指期货交割、转融券做空，到IPO造假、量化高频交易，券商的身影无处不在。它们究竟是市场的“守夜人”，还是利益驱动的“共谋者”？

1. 股指期货交割：券商是否在“制造波动”？

A股每月数次的股指期货、期权交割日，往往伴随着市场剧烈波动。理论上，券商作为做市商和流动性提供者，应当稳定市场，但现实却可能截然相反。

部分券商利用自营盘和对冲策略，在市场关键节点放大波动，甚至通过算法交易制造“假突破”，诱导散户跟风或止损。

2024年初，宁波灵均量化私募在短时间内集中抛售股票，引发市场恐慌，背后就涉及券商提供的融券便利。

2. 转融券与裸卖空：券商的“收割机”模式

转融券业务原本旨在提升市场流动性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却成为券商、量化资金和大股东的“套利工具”。

例如，金帝股份上市首日，大股东通过转融券出借限售股，融券卖出量高达458万股，直接导致股价剧烈波动。

更甚者，部分券商与量化私募合谋，利用高频交易进行“T+0”变相做空，散户成为最终买单者。监管虽在2024年叫停新增转融券规模，但存量问题仍未彻底解决。

3. 量化高频交易：券商的“信息特权”与利益输送

量化高频交易依赖券商的VIP通道、低延迟数据接口，甚至内幕信息优势。

部分券商向量化机构提供“优先融券权”，使其能在市场下跌时提前布局做空。2024年证监会暂停转融券实时可用业务，正是针对这一乱象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高频交易每天数千亿的成交额中，是否存在“幌骗”（Spoofing）等操纵行为？监管虽已加强大数据监测，但隐蔽性强的高频策略仍可能钻空子。

4. IPO造假：券商的“一条龙服务”

作为保荐机构，券商本应是IPO质量的“第一把关人”，但现实却是“带病闯关”频发。

长江证券2023年因保荐项目财务造假、业绩变脸等问题，一年内收到9张罚单，甚至被香港证监会暂停港股保荐资格。类似案例比比皆是——兴业证券因欣泰电气欺诈发行赔付5.5亿元，但仍难弥补市场信任的崩塌。

券商在IPO过程中的“包装上市”“突击式财务优化”，已成为资本市场造假的温床。

监管重拳之下，券商能否回归“看门人”角色？

券商在A股市场的种种乱象，已不仅仅是“个别违规”，而是系统性风险。

最高法、证监会的23条意见，强调了“追首恶”“打帮凶”的执法原则，未来或将对券商展开更严厉的穿透式监管。但关键在于：

能否彻底切断券商与量化、大股东的利益链？

能否建立真正的“合规一票否决”机制，而非“罚酒三杯”？

投资者赔偿机制能否真正落地，而非让散户独自承担损失？

资本市场不应是“造富运动”的赌场，而应是实体经济的“晴雨表”。如果券商继续扮演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”的角色，A股的长期健康发展将无从谈起。监管的下一步，或许该是让违规者真正“倾家荡产”，而非仅仅“罚个几百万了事”。